高校辅导员眼里的“脆皮大学生”：大一就抑郁，有人在学校轻生

作为大学辅导员，陈婷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即便是假期。每次休息时间手机响，她都要给自己做几秒心理建设，再接起来。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一位学生打篮球骨折了；一位学生发了一条有轻生倾向的朋友圈，第二天，这位学生轻生未遂进了医院。有时候，问题倒是没那么紧急。比如，辅导员夏夏曾接到大一新生发来的信息：从食堂和教室怎么走到宿舍？宿舍有马蜂窝怎么办？有个学生经常无故翘课，“体育课上到一半人跑了，然后我打电话给她，她就说太累了，不想上了。一学期挂了4、5门。”

夏夏试着与学生沟通，对方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是我的个性。”

上述事件最后或演变得令人悲伤，或莫名变得幽默。为了将骨折的学生送到医院，陈婷给不同机构打了无数个电话，陪学生医治完返校已经是凌晨了。陈婷、受伤的学生和班长三个人回到学校后，大家都只关心两个同学吃没吃饭，当时陈婷刚毕业不久，虽然理智上知道应该以学生为先，但还是有点委屈，“没有一个人问一下我，我也是出去了一个晚上。”回到住处后，她关上门哭了一场。

发轻生念头朋友圈的学生是和家长吵架了，陈婷和领导开车去见了她的父母，双方沟通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学生又喝了头孢和酒，她又赶紧去了医院，学生催吐完已经没事，“所有人都在为这个事忙碌，她发泄完情绪又好了，让人觉得很无力。”最后，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发生，在校方的建议下，学生办理了休学。

在网上，这届大学生被戏谑地称作“脆皮大学生”。陈婷记得，自己读大学时几乎没主动联系过辅导员。大四那年她生病住院，辅导员还是通过她的朋友圈才知道。在当时的她看来，辅导员是一份清闲的工作——她本科的辅导员一边工作一边读博，还怀着孕。

然而，疫情期间入职的陈婷却工作量倍增，每天的工作重心围绕着安排学生做核酸以及统计数据展开。疫情结束后，特殊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但辅导员深度介入学生生活似乎成了默认的规定。

有次，陈婷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条问怎么让辅导员同意换寝室的帖子，评论区的高赞是：你找一个晚上，你就跟辅导员发消息说天台的风好冷好凉，我好想下去，那辅导员就一定会给你换宿舍。这让她很无奈。

清明节放假的前一天，陈婷又和宿管员发生了一场争执。她的学生要赶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的高铁，宿管员要求出具盖上学院公章的安全承诺书。学生拿着宿管给的模板去找陈婷，“哪有说这么一点小事要给学生盖公章。”她让学生手写一份安全承诺书拿给宿管，宿管才同意放行。

随后，陈婷刷到学生发的一条朋友圈：真的是可笑。“我也不知道她是说我还是说宿管“，陈婷说。

大学辅导员们正在见证着今天的大学生身体和心理上都变得更加脆弱。今年是夏夏工作的第五年，送走了在反复封控中度过大学生活的本科生后，她迎来了高中三年在网课中度过的大一新生。她明显感觉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上个学期末，她带的205个学生里有超过三十人因支原体或甲流请病假。“不夸张地说，周一到周五基本每天都有人请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很多高校会为因身体原因（残障、疾病、受伤）无法参加正常体育课课程的学生设立“保健班”。“这级学生中很胖的学生比19级多很多，去保健班的人很多，每个班都有”。?

“他们高中三年不怎么锻炼，也很少社交，等他们上大学的时候，身体素质就很差。”

在学生的心理健康层面，辅导员要付出更多。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在18-24岁人群中间，抑郁风险筛出率是24.1%，高于全国各年龄段平均水平。

夏夏记得，大一开学收上来的170份心理健康评估中，有四十多个学生在“是否有自杀倾向”的选项中选择了“是”。

在谈及导致抑郁的因素时，辅导员们都给出了相同答案：原生家庭。她们接触过的案例中，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大多来自单亲家庭、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又或是另一个极端：父母的管控欲过强。这些学生并不是进入大学才开始抑郁，高中甚至更早就出现症状。老师们觉得自己能做的很有限。

夏夏带的一名学生在校期间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的症状，会无缘无故地骂老师骂同学，总觉得有人要害她，但家长觉得孩子没多大的问题，不需要休学。后来病情愈发严重，学生办理了一年的休学。重回学校后，肆意骂人的症状没有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比如经常走错教室，会在深夜给老师同学发意味不明的信息。

在夏夏看来，学生的状态并不适合复学，“她母亲已经不同意再休学了，她们去做了一个诊断证明，医生的意思就是可以正常（上学），但还是要坚持服药，其实是没有完全好的一个状态。”

另一所高校的辅导员胡越也遇到过类似状况。她有个学生谈到父母时情绪会变得特别激动——双手拍桌子，挠头，哭得特别厉害。“他妈对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就是我以前没有管你，但是现在我要管你。”

学生小时候父母离异，他被寄养在亲戚家长大。上了大学后，学生的母亲为了跟读直接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工作。胡越在和他母亲的接触中感受到强烈的控制欲，“比如说她今天没看到儿子来餐厅吃饭，她就会跟我说，我的孩子不好好吃饭，老师你能不能跟他讲让他来吃饭。如果她今天去操场没有看他儿子，她就会说我的小孩为什么不参加体育运动。”

与此同时，她还收到过来自家长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包括：安排孩子上课坐第一排、要求老师没收手机、阻止孩子谈恋爱。最让她窒息的是有一次一位家长连着给她发了二十多条四五十秒的微信语音。

除了家庭，逐渐内卷的教育环境和课业压力也成为导致学生抑郁的因素之一。王思谈到她带的一个女学生，很上进，但早在初中阶段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不太匹配，出现了心理焦虑。学生英语六级没过，她安慰对方，还有好多次机会呢，但对方觉得自己不够好，又陷入了抑郁情绪。

清华大学教授甘阳曾在一次主题为“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的采访中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表面上没有人磨洋工，全都自愿加班加点，就像一个小仓鼠一样。但如果你在工厂干过，天天加班加点的生活是受不了的，这个是I?have?to，not?I?want?to。（学生）从高中升到大学，大学给他们的惊喜太少，很多学生认为大学仍是高中的延续。”

“我们处在一个成就的本科教育理念和系统下，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学习机器，这是大学生不快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