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文化常识题

1.必备的美国文化常识有哪些
熔炉---The Melting Pot 美国的别称。

因为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移民融合组成的国度。这些移民说的英语不像英国人的英语那样具有较强的阶层性与地域多样性。

他们形成了相似的生活习惯与礼节；城乡居民的差别也不像其他国家的那样明显。 美国社会虽然竞争性强，且存在着种族歧视，但它在同化来自不同民族的移民方面又表现出相当大的弹性与包容性。

因而，形成了全新的整体文化与共同的民族意识，使美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美国人的人生观是基于个人奋斗、自我管束与竞争精神之上的。

雅皮士与雅非士---Yuppies and Yuffies 雅皮士是美国人根据嬉皮士（Hippies）仿造的一个新词，意思是“年轻的都市专业工作者” 。 雅皮士从事那些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才能胜任的职业，如律师、医生、建筑师、计算机程序员、工商管理人员等。

他们的年薪很高。雅皮士们事业上十分成功，踌躇满志，恃才傲物，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与嬉皮士们不同，雅皮士们没有颓废情绪，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只关心赚钱，追求舒适的生活。 雅非士意为“都市中失败的年轻人”。

他们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法与雅皮士的生活相比，但又不愿意有失落感，并发誓要找到自己的归宿。 山姆大叔-Uncle Sam 它是美国的绰号与象征。

山姆大叔的英文为Uncle Sam，缩写是U。 S。

正好与美国的英文缩写相同。但它怎样成为美国的绰号和象征的呢？普遍的说法是：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美国特罗城有一个专门供应军用牛肉的商人（也有的说是军事订货的官员）名叫山姆尔？威尔逊（Samuel Wilson,1776—1854），人们平时都叫他山姆大叔（Uncle Sam）。

美国 *** 收购他的牛肉箱上都盖U。S。

字样。人们遂开玩笑说这些盖有U。

S。字样的箱子都是山姆大叔的。

后来“ 山姆大叔”便成了美国的绰号。19世纪30年代，美国画家又将“山姆大叔”画成一个留有山羊胡子的瘦长老人，帽子和裤子都有星条旗的标志。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黑色”这一词，源出耶稣殉难日（Good Friday）。 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暴跌，因这天是星期五，故称股票市场的“黑色星期五”。

10月19日纽约股市的股票指数普遍大幅度下降，超过了1929年10月28日引发经济大萧条的股票暴跌纪录。这天开市不久，即出现抛售股票的狂潮，纽约股市创下了破纪录的股市交易 6043亿股，使得美国几家大公司损失惨重，上市的5000家公司的整个股票价值，一天中就折损了5000亿美元。

股值暴跌迅速度卷世界各地大金融市场，引起了西方的极大恐慌，这次股票暴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股市最糟的一次，也是华尔街有史以来下跌幅度最剧烈的一次。
2.有关于美国文化的知识吗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具有强盛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具有强盛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

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 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

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习惯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

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

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 ”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

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

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繁琐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

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

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

总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 *** 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